
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,此处的客单价为名义客单价,有“国际客流*转化率*名义客单价=实际购物人次*实际客单价”的等式关系。于下游机场方而言,免税商业面积保障,免税生态才有优化的基础,机场从而实现超越客流的免税销售额增长,背后就在于转化率与客单价的提升。
免税运营商的规模效应明显。免税运营商一般和上游的奢侈品品牌直接对接,随着免税运营商的体量提高,其渠道能力也会逐渐增强。中国中免于2017年、2018年收购日上中国及日上上海,规模扩张以及采购体系整合使得其与供应商的议价权提高,毛利率提升明显。
我们认为,商品价差是国人海外奢侈品消费或者免税消费的原始驱动力。如果机场亦或者其他免税渠道的价格在与全球相比时,具有足够的竞争力,那么消费外流的现象就会逐步减少。而价格的关键制定者又在于中游免税运营商。中免在疫情期间,凭借离岛免税与线上渠道的发力,免税销售额实现逆势增长,反超Dufry成为全球第一。我们认为,从中游免税运营商的角度,渠道能力增强下的成本优化,使得我国枢纽机场的免税商品在面向全球免税商品竞争时,更具竞争力,从而进一步提高机场免税的客流转化率与客单价。
免税商品品类拓展对于机场客单价提升效应明显。机场的商品销售结构多以香化为主,而香化商品的免税客单价提升空间有限,因此进一步拓展免税商品品类也是供给端改善的手段之一。我们以樟宜机场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到,在2013年增加烟酒/香化品类,2015年引入kenzo等10+新品牌,2018年与顶奢达成战略合作,其对于客单价的提振作用都十分明显。迪拜机场在2021年-2022年,引进LV、Dior以及Cartier精品店,与Chanel、Gucci构成机场五大精品店,在疫情期间,时尚及配饰类免税商品实现逆势增长,与2019年同期增长49.14%,在免税商品销售额中占比提升明显。